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是为了更好地造福社会与保障人权，当下的数字技术有效推动了国家数字化建设，满足了人民对数字化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 ...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认为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首先，上述学说并不是从事物的本质出发，进而对事物存在的合法性作出科学判断，而是立基于不同的立场作出判断，颇有立场决定观点之嫌。2018年《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第45条第6项则规定，在新植未成林地、幼林地、特种用途林内和封山育林区内砍柴、放牧、放蚕，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案例六）。
基于领域说，在理解法律、行政法规时，应当坚持一种面的思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终认为：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不应对此设定行政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接纳地方补充性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现实状况的一种回应和确认。如案例一中，地方立法补充规定的船舶修造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与中央立法规定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等行为主体均属于生产安全领域重要的责任主体。例如，2013年我国《渔业法》第30条规定，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
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37]参见前注[8]，卡尔·拉伦茨书，第251页。除可参照刑法进行要件提取外，第50条第1款第（一）项还指向应急状态下如何弥合行政应急处罚权的配置实施与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矛盾。
由此，妨害职务执行的行为一般需能够产生阻碍职务执行的现实后果或紧迫危险才构成本罪。如果说第2款是第1款的从重情节，那么在第1款所列的四类情形中，第（二）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应被作为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的一般规定，其所针对的是日常状态下的一般公务，而第（一）项则是适用于紧急状态的例外规定。[2]鉴于实践中公安机关仅因当事人单纯挑衅公权机关权威，或是冒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情感就予以处罚的事例并不少见，这一点同样应被吸纳进《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解释中。[3]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案例六江苏无锡李某某等人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案中，当事人也是因为在入住酒店时为躲避通行验证，提前使用他人手机号码在微信注册生成行程码，未扫健康码而同样以本条为依据被予以行政处罚。[9]参见鲜铁可、周玉华：《论妨害公务罪》，《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
由此来看，若从规范解释角度，紧急状态仅是应急状态中的极端类型。其二，行为人实施了强行冲闯行为，即行为人明知路上设置了警戒带、警戒区，却不听劝阻，强行通过。由此出发，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尤其是第1款第（一）项的解释，同样攸关应急状态下公权力作用边界的划定，亦需要在规范和现实之间妥适协调。这一学说并不严格要求公务活动的适法性，而认为公务活动如在条件、方式和程序上仅存在违反法律任意性规定而非强制性规定，或者其他轻微而非重大瑕疵的情形，并不影响该行为的适法性。
第（三）项和第（四）项虽也针对紧急任务，但这种紧急任务仍旧是在日常状态之下。（二）第2款从重处罚的理解与问题 第2款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是本条的法定从重情节。除在法律解释上有细致澄清的必要外，疫情防控期间公安机关频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所引发的质疑，指向的还有公法中的一项核心命题：在应急状态下如何弥合行政应急权的配置实施与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矛盾。正是基于对法政策和现实做法的肯认，同样有意见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紧急状态虽不致被扩张适用到包括森林防火、空气污染、台风来袭等各种带有紧急标签的客观现实，但至少应涵括《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所有的突发事件。
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形式说明显内含国家本位主义的倾向，但若采取实质说又意味着只要公务行为有任何违法瑕疵，个人均可予以对抗而不受法律追责，这又会对公务执行以及背后的法秩序安定不利。
对这种要素的认识错误不阻却故意，但在欠缺认识可能性或违法性认识无法避免时会阻却罪责。[33]这种政治赋能带来的政治合法性又被混同于法律上的合法性，并渗透至司法政策。
但必须造成现实的危害后果或危险才能施予惩罚是否可适用于行政处罚又存在争议。将所有应急状态都归入紧急状态，显然与《宪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范意旨不符。[26] 这种将突发事件予以分层处理，并将应急状态与紧急状态互相区分的立场，也明确体现于《突发事件应对法》中。但这些制度装置却在应急管理政治化后被悬置。既属从重情节也就意味着，对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判断，除职务主体置换为人民警察外，对阻碍依法执行职务等要件应做与第（二）项一致的解释，由此才能保证规范之间的逻辑融贯。4.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 本项规定的行为同样较易识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项特征：其一，行为人冲闯的对象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和警戒区。
[26]林鸿潮、孔梁成：《论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重构——从反思〈突发事件应对法〉切入》，《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作为处罚总则，上述责任主义规定对于包括治安管理处罚在内的所有行政处罚都应有所适用。
[14]实质加形式说目前已成为刑法的一般通说，这也意味着，妨害公务罪所针对的职务行为应当是适法的，但对适法性要件，刑法却做相对宽松而非严格的解释。三、紧急状态下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的特殊要件 参照妨害公务罪进行要件提取，是明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解释和适用的一个向度。
但本条最具争议之处，恰恰就在于如何理解紧急状态。在危机来临时诉诸政治动员，在此前我国的应急处理中就已有相当历史，这种方式有助于迅速整合资源、提高应急效率，并凸显我国的制度优势，但其逻辑却是将应急行动中的行政目标转换为政治目标，将行政过程转化为政治过程[32]，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就是应急法治的目标被架空，应急行政因遁入政治而无法再予以法律约束和评价。
我国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5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第73条至77条的罚则中已规定，违反该法规定，导致或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责令限期改正、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等处罚。按照《宪法》，紧急状态也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决定。第77条还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处并没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
[20]参见丁胜明：《公务行为合法性认识错误问题的教义学分析》，《法学》2016年第4期。在教义上，这一矛盾首先指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解释和适用。
但不考虑行为人的违法认识而一律处罚既不符合责任主义，也将不知法的风险全部交由个人来承担。2.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50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的是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此类行为在要件构成上也包含以下三点：其一，行为人实施了阻碍行为。
但此处的紧急任务显然要与第（一）项的紧急状态有所区别，其指向的是担负特殊使命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和警车所执行的职权范围内的紧急任务。[29]除功能主义考虑外，这种意见用以佐证自身的理由还包括，在既往的处罚实践中，公安机关已将紧急状态置换为所有的应急状态，而法院亦认可对本项中的紧急状态应做符合客观情势和事实状态的广义理解，而非规范层面的狭义理解。
结语 与妨害公务罪不同，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因学理专注较少，规范意涵和构成要件始终未获澄清。紧急状态是国家依法宣布的一种非常的政治状态。这就说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并不会直接关联治安管理处罚。（二）一般条款与从重情节 本条第2款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是第1款第（二）项的加重情节。
但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法》第35条却将应予处罚的行为从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扩张为拒绝或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并列举其情形包括：（一）公然侮辱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诉诸政治驱动的危机应对避开了法律所规定的紧急状态的切换机制，而直接通过政治定位将应急状态拔高至《宪法》的紧急状态，并由此对超常规的应急措施予以政治赋能。
但第（一）项的拒不执行却意味着行为人的消极不作为同样会构成此项违法行为，这一点已近于《刑法》中的不作为犯。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规范构成与基本问题 妨害公务行为属于治安类案件中的妨害社会管理一类。
此外，本罪的保护对象是公务，而公务包括具有自力排除能力的权力性公务与非权力性公务等不同情形，因此，对所谓‘达到足以妨害公务执行的程度要进行具体的相对的判断[11]，本罪也更宜被界定为具体危险犯。但对法规范的忠诚，却要以惩罚的实施能够获得公众的信服和认同为前提，而并不只能纯粹依赖国家的强制力保障。
